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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投稿 周鲜汇B2B交易网2020/05/22 16:28:44 发布 来源:原创 作者:道县周良英 63488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


91 周敦颐“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周良英

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中国宋明理学开山鼻祖之一、濂溪学派创始人。早在近千年前,他就主张“阴阳里而后和”、“天地之气感而太和”、“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并从“天道合一”、“宽容”、“无欲”和修德四个角度,系统论述了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身心和谐。周敦颐“和”思想中的精华,历经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继承和弘扬周敦颐“天人合一”的思想,努力促使人与自然相和谐。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周敦颐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就是大自然的活动,人只有与大自然保持一致,融为一体,才能处处顺畅,事事亨通,并总结出了“人合自然,人事合天事,人道合天道,合则吉,悖则凶”的人与自然相处的原则。周敦颐“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资源危机、生态失衡与环境恶化等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必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树立科学发展观,推动可持续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继承和弘扬周敦颐“宽容”的思想,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关于人与人和谐,“忠”、“恕”、“师”周敦颐都有论及,但最有特色的是“宽容”。《通书?爱敬第十五》:“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改则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而劝其二。”他认为谁都可能有过,谁都可能改过,改则为君子;宽容者学人善而恕人不善,因而对别人不可能不爱敬,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不和谐。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宽容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最终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继承和弘扬周敦颐“无欲”的思想,促进人的内心和谐。关于人自身身心和谐,周敦颐从多角度进行过论述。如“诚则自然,自然则无为,无为则无欲,无欲则身心平和”;“万象当前,动则欲,静则无欲,无欲则慎独,则视听言动和谐明达”;“幸与不幸,不在功过,而在身心如何系于功过”;“人之务名,名实不副,身心焦虑忧患;君子务实,实至名归,身心安泰祥瑞”;“人之身心有系于富贵,有安于贫贱,有不言富贵贫贱,有富贵贫贱不与世俗同”,等等。以上所有论述的核心思想是“无欲”,即无私欲、无贪欲。可见,个体良好的心态,健全的人格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在当今物欲横流,亚健康人群增多的社会,应大力弘扬周敦颐“无欲”思想中的精华,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用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倡导和谐思想,提高人的境界、情趣、品位,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继承和弘扬周敦颐重道修德的主张,夯实思想道德基础。周敦颐作为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一生都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他认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高低,不取决于能量的外化,而取决于自身道德拥有的多寡。他在《通书?师友上》中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他认为天地间至尊至贵的是道德,万物中难得者是人,人之所以难得是因为身有道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夯实思想道德基础,在全社会广泛倡导爱国、敬业、友善等道德规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特别是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重点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深入开展“共铸诚信”活动,培养诚信观念和规则意识,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从而使社会达到更高程度的和谐状态。

[作者:周良英]

92 爱莲与爱菊——两种不同的社会态度

每读《爱莲说》,常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周敦颐为何独爱莲?

周敦颐不爱牡丹,容易理解: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因其艳丽、雍容、华贵、多姿、繁茂,李唐以来就一直深得人们的喜欢。唐代李肇《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刘禹锡《赏牡丹》诗中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牡丹芳》诗中也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徐凝的诗中则有“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的句子。后来牡丹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意象——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的代名词。周敦颐所谓“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归根到底是因为牡丹体现了一种世俗时尚,体现了世俗社会的一种价值导向。但是一味的追名逐利是与我们传统的道德取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君子不耻。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等等,都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人有着一种怎样的道德追求,周敦颐怎么可能去爱牡丹呢?

但是周敦颐不爱菊花,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了。菊、梅、兰、竹,自古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四君子”,得到传统文人们的赏识与追捧。朱淑贞“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陆游“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东坡“菊残犹有傲霜枝”,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凌寒独立、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菊花在中国文人眼里便有了君子之德,君子之风,成了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以君子自诩的周敦颐如何能不爱菊?岂能不爱菊?难道其中别有缘故?

让我们先来看看回顾一下陶源明的人生,探索一下他喜欢菊花的原因吧。

陶渊明,晋末宋初人。少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济世大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可是命运多乖,虽也曾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一些小官,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在那个漆黑如夜的时代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这使他对仕途前程心灰意冷。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很熟悉了,陶渊明被封为彭泽县令,因受不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奴颜卑膝,“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归隐,以赏菊饮酒为乐。也许是菊花的凌寒独立、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品性暗合了陶渊明的性情,因此与陶渊明结下不解之缘。诗人吟咏感怀,留下了许多与菊花相关的诗篇,以此抒怀言志,菊花因此而有了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隐者的象征。东篱下悠然采菊的陶渊明,以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意义和灵性。

我们后人常常将陶渊明的归隐归之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我以为并不尽然。每看《论语》,我常想儒家不仅仅有入世的激情,也有出世的洒脱。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孔子还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孟子也这样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是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而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隐士”,我看未必。“云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诗歌的字里行间里面蕴涵的是理想破灭后的痛苦与失望,是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犹豫,是面对现实的感慨与愤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熟悉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有别的味道在里头——是恬静淡泊下的一种失落与无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里面所包含的也许就是陶渊明欲说还休的真心吐露吧。也许对于陶渊明来说当理想与现实产生深刻矛盾而又无法调和的时候,“独善其身”是其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逃避,一种以归隐为借口而躲避现实矛盾与人生痛苦的逃避,是因“心为形役”(《归去来辞》)而不得已寻找的一种解脱,是对社会黑暗的一种消极反抗,归根到底,陶渊明爱菊是对于社会绝望的消极体现。

是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周敦颐不爱菊?我们再来看看周敦颐,寻找一下周敦颐爱莲的心理情愫。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人。生前官位不高,曾任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令、南昌知、合州判官、虔州通判、郴州知、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但所到之处,深得民望,颇有政绩,“治绩尤著” “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人心悦服”(《宋史》)。黄庭坚对他评价颇高:“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溢美之情自在其中。从这一点上看,周敦颐的品格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样是不得意,周敦颐不像陶渊明那般消极避世,而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对于周敦颐来说,有如此这般的人生情怀,要他去喜欢避世的菊花,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其一。

其二,莲在我国俗文化中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特别是在婚俗以及生殖崇拜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这当然不是周敦颐所想要的。周敦颐之喜欢莲表面上看是莲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样一种清高脱俗而圣洁大度的美,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周敦颐与佛教有着深层的思想渊源。

宋代禅宗大行其道,士大夫参禅成风,“凡闻有禅林名德,皆不辞路遥,涉水登高以相访”。禅学深刻的影响了有宋一代文人的文风和思想,明代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其实周敦颐亦常以“穷禅客”自称,常与赵抃、潘兴嗣、苏轼、黄庭坚等人参禅问道。而莲与佛教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界上有“莲”即“佛”的说法。寺庙里佛或端坐于莲台,或脚踏莲花,或手作莲花状,不一而足。佛教将佛座称为 “莲台”,结跏跌坐的姿势,称为“莲花坐”,西方极乐世界称“莲邦”,庙宇称为“莲刹”……,就是佛经也有以莲花取名的,如《妙法莲花经》。以莲花为喻,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佛教如此推崇莲花其最主要的是因为莲花的品格与佛教教义相吻合。佛教是寻求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帮助人们从现实痛苦的“此岸”济渡到未来愉悦的“彼岸”,能借为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最好的形象就是莲花。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意思在佛经上并不少见,《大智度论·释初品中户罗波罗蜜下》上说:“比如莲花,出自污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从四十二章经》也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很明显这里有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关系。也许对于佛教来说,莲生于淤泥如人在浊世,邪恶污秽的浸染容易使人迷失,使人厌世;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如人借佛性而保持本性;根植于淤泥而“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更是体现了佛教倡导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基本教义。不因为社会的污浊而推卸、逃避自己的责任,以自己的人格与精神,以自己的纯洁与高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莲的这种魅力岂是菊所能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敦颐爱莲是对社会污浊的积极面对,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的体现,因而更具有的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与韧劲。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周敦颐为什么独爱莲了。同样面对污浊不堪物欲横流的社会,陶渊明选择的是“我惹不起但多躲得起”的消极逃避,而周敦颐选择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积极参与,也许在周敦颐的心里,与菊相比,莲才是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勇者,真正的仁者,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纯粹从一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言,两者孰高孰低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孟子·公孙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周敦颐为何独爱莲”这个问题的注脚,我以为很有意思:

(公孙丑)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陶渊明,伯夷也;周敦颐,伊尹也。所以然者何?道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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