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基础地位与引领作用

                    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400065）

摘要：所谓周文化，就是从周文王开始，经过西周初年周公旦的构建，在长达800年的周代形成的整个中华文化的一段断代文化。包括“家国一体”、“大一统”、“仁德”、“礼乐”、“中庸”等核心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以及早熟的农耕经济和“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国家制度。在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史中，周文化无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对商纣的神性王权文化进行了革命性地根本改造，初步确立了民本和德性本体；构建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国家制度；开创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从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并且，周文化还长期地引领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具有持久的引领作用和导向力。

关键词：周文化   中华文化   基础   引领   导向

中华文化，是世界公认的数千年来至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不断创造、吸纳、演变、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当然，其核心就是一系列一以贯之的稳定的并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和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迄今为止，显然可以分为三段：商末西周以前，基本属于蒙昧、野蛮阶段，中华文化处于初创时期，其根本特点是通过神话口耳传承远古的中华文化精神；西周至近代，大体属于中华文化的创立、定型、成熟时期。特别是周代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化与世界一道进入了文化的“轴心”时代，之后又经过汉代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选择和洗礼，再经过“宋明理学”的集大成，中华文化最终被确立为以儒为主干，以道、佛为两翼的“三位一体”模式；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又进入了一个广受冲击、吸纳、融合和创新的新阶段。今天，西方文化、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等并存，它们既融合、又斗争，显然，新的定型还尚需时日。

本文的着眼点不在整个中华文化，而是企图揭示在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周代及其周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创立、定型、成熟和再创新，毫无疑问都具有的奠基地位和起到了或还将起到巨大的引领导向作用。客观地说，我们在研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往往对于周代及其周文化，不但研究不够，而且还远远低估了周代及其周文化的价值，好像孔夫子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事实并非如此，孔夫子不过是踩着周文王、周公旦等人的肩膀前行的。如果忽视或低估了周文化，就无异于把中华文化放到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因此，研究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导向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仁们不吝赐教！

一、文化、中华文化与周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复杂了，人们曾经下过数以百计的定义，但仍然是莫衷一是。并且，人们往往还将“文化”与“文明”纠缠在一起，这就更加含混不清了。当然，有些定义还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比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说，文化乃是“一团复合物（complex  whole）,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凡人类因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及习惯”。①威斯勒（Wissler）也说：“文化一名词是用以指人类的习惯与思想之全部复合物（total  complex）,而这些习惯与思想是由于所出生的群而得的”。威斯勒还用一个十分简单的名词来解释文化，即所谓“生活型式”（mode of life）。他进一步认为，人类无论文野都有其“生活型式”，所以都有其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不是遗传的，而是积累的。②中国哲学家张岱年等人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等。③还有人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文化是人的自我确立、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方式、过程与状态。④归结起来，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文化，有一点确是共同的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最根本的东西，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换言之，我们谈文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谈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尽管文化是多么地纷繁复杂，但只要我们厘清了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顿时就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某种文化其中的核心价值不丢，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中断必将延续下去进而发扬光大。反之，如果核心价值丢了，这样的文化就必然会中断。我们抓住了文化的核心之后，再来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华文化，抽丝剥茧，就会逐渐地清晰起来。

西周之前，大体包括炎黄、尧、舜、禹，或夏、商时代，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蒙昧、野蛮的时代，中华先民不但具有相当的“神性”，甚至还没有进入文明时期。当然，中国人也有了初步的文化，不过这基本是一种蒙昧、野蛮的文化，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国一体”的集体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等方面，并且通过神话一代代口耳相传。比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禅让王权等等，我们透过这些神话，隐约地可以窥见到中华先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核心价值。当然，在越来越多的远古考古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器物中大致窥见到中华先民的某些核心价值。但由于没有文字，因此，这些核心价值显得模糊、混沌。如果我们把都处于蒙昧、野蛮时代的中、西文化进行一下简单比较，事实上，从一开始二者就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和质的分野。比如，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文化诞生于大陆型的地理结构，而西方文化则主要诞生于海洋；中华文化起源于早熟的农耕，而西方文化则基本发源于商品的交易过程之中；中华文化伴随的政治结构是血缘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西方文化则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非血缘的“地缘”组合；等等。所以，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注重血缘、伦理和集体的，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毫无疑问就是一种集体的伦理社会，这就注定了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伦理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从一开始就注重地缘、规则和个体，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毫无疑问就是一种个体的规则社会，这就注定了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个体、规则的文化。即使几千年后的今天，这种区别和分野不但没有消除，甚至还愈演愈烈。

商末，一方面，中华先民创造出了文字（甲骨文），从而基本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倒行逆施，他们不但不随着文字的诞生和文明的进步而与时俱进，相反却变本加厉地加强其社会和统治的神性，搞得民不聊生。比如，商纣时代，以商纣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但在祭祀活动中大量地使用“人殉”，杀人如麻，而且很可能还吃人，甚至他们还逼迫周文王姬昌也吃下自己儿子的肉，这是何等的残酷啊！正因为商纣王的残暴和倒行逆施，自绝于人民，所以，才在公元前1046年给了周武王一举推翻商纣的绝佳机会。

西周建立后，由于周武王过早逝世，所以周公旦摄政监国扶助幼小的周成王。在短暂的七年摄政监国中，周公旦完全继承了周文王的一系列思想，既迅速构建起了一套崭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家制度，又以“以德治国”为总方略，不但使西周迅速强盛起来，而且从此奠定了中华民族、中国、中华文化等长盛不衰的坚实基础和发展方向。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基本上就是从西周开始形成的；我们今天的“中国”，也是最先从西周开始出现的；当然，西周最伟大的功绩是构建起了中华文化的既系统又崭新的文化模式。我们今天的中华文化，其基础和核心无疑是当年的周文化，周文化是一块当之无愧的奠基石，而中华文化不过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而已。

那么，到底什么是周文化呢？我们先根据上面关于文化的一些认识，试着来给周文化下一个定义，当然，任何定义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并且，任何定义总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所谓周文化，就是大致从周文王开始，主要由西周初年的周公旦创立，经过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而形成的一整套以“群体”、“仁德”等为内在本体、以“礼乐”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中庸”为价值目标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在物质上，创立了以铁犁为标志的农耕文明等；在制度上，创立了封建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国家制度。如果我们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来看，从商末到西周乃至整个周代的800年中，最终形成的伟大的周文化，既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段断代文化，又是整个中华文化从诞生以来的第一次伟大变迁。

创建周文化，当首推周文王。周文王不但以其无与伦比的坚韧毅力、博大胸怀和宏才大略，为最终推翻商纣的残暴统治制定了长期的、周密的韬光养晦战略，为后来的周武王、周公旦、姜子牙等人一举推翻商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还在囚禁之中，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完整地推演出了周易64卦，特别重要的是，周文王还在推演之中揭示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间的若干运行规律，或者说就是一系列核心价值和根本思维方式。比如，天人合一、阴阳矛盾、德行天下、中庸之道、变易转化、革故鼎新、善恶报应等等，这些理念既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过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总结，又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周文王不但为之后800年的周文化奠定了根本的坚实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时也是为整个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坚实的价值基础。

公元前1046年，小邦周国一举推翻了商纣，建立了西周王朝，周文王的韬光养晦战略终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周初年，周公旦摄政监国，他在短短的七年中，基本遵循周文王提出的一系列核心价值理念，对腐朽没落的商纣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架构进行了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全面地构建起了西周王朝的崭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架构，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千秋伟业。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社会，其根本架构就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也可把这三者看成相互支撑的三架马车。经济是基础；文化主要指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既有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物质因素，也包括若干理念和价值，当然也属于上层建筑。我们还可从最广义的角度看，其实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架构，也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系统，甚至社会的一切，都可看成是文化的因子。事实上，周公旦对整个西周的文化建构重点就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着手的，完成了这个宏观的文化建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西周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商代，由夏商的奴隶制进到了封建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经济上，周公旦全面推行“休养生息”的惠民政策，迅速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生产得到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周代，已经有了大量的天象记录，周朝人基本掌握了全年季节变化规律，数学、建筑学、医学等都获得了长足进步。春秋中叶，铁制农具、牛耕等已得到了广泛使用，就是在今天，铁制农具和牛耕仍然在我国的相当范围存在。水利、灌溉技术等，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政治上，创立了“分封制”，西周初年周王分封的邦国达二百多个。通过分封，既加强了中央王朝与各诸侯国的联系，有利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实际上又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创立了“井田制”，并把严密的居住制度和户籍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基础。创立了“宗法制”，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等级和权力交接制度，其核心是王权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创立了“礼乐制”，既包括人们进行祭祀、朝聘、军事、婚姻、丧葬等活动的礼节仪式，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道德规范，因此，“礼”实际上也是西周各种社会制度的统称，“乐”是配合礼仪活动而制作的演奏乐章，“礼”“乐”合称“周礼”。在文化上，周公旦及其周王朝，在全面继承远古先民特别是周文王的一系列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价值系统，从而把周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推向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从“天人合一”出发，“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整体，因此“家”、“国”也是一个整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家”“国”一体，中国人也必须是集体的，这就把“大一统”的理念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基因之中。“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也应该具有德之基因和德之本体。所以，周公旦及其周王朝，确立的总方略或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德”既是所有人应该具有的本质基因，又是整个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可以认为，“德”就是周文化内在的典型标志和根本特征。“德”是人的内在本体，“礼乐”就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所以，“礼乐”就是周文化外在的典型标志和根本特征。在“德”之内在本体与“礼乐”之外在表现的共同作用之下，周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中庸之道，不过，无不及，要使整个社会始终处于不偏不倚的和谐之中。中庸、中行或中道，是远古先民首领代代相传的治国秘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⑤周公旦不但很好地在价值理念上继承了中庸，而且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地贯彻、执行中庸的思想，所以，周王朝才创纪录地开创和维持了800年的社稷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德”、“礼乐”、“中庸”的三位一体，无疑就是周文化的核心和精华。

应该认为，周文化是一个“德”之本体与“礼乐”之外在表现有机结合，“内外双修”，而最终指向“中庸”的终极目标的整体系统，显然，“礼乐”文化不过是整个周文化的一个外在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周文化首先还是要从系统着手，不搞清周文化的整体系统，既不可能搞清整个周文化，也不可能搞清周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把“礼乐文化”作为周文化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单独研究，也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能割裂周文化整体与“礼乐文化”局部之间的关系。

二、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基础地位

应该认为，从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来看，人类从一产生开始，就逐渐具有了文化，具有了理性，具有了精神价值的追求，具有了符号化的能力等等。并且，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社会结构下产生的文化，必然是不同的。任何族群的文化，总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过程。中华文化，在商代文字产生之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属于蒙昧的、野蛮的文化，或者说处于低级的神话阶段。

对中华文化进行真正奠基的，是从西周到东周800年的周王朝及其周文化，恐怕这是没有疑问的。西周以蕞尔小国剪除强大的充满神性和异常残暴的商纣崛起于渭水，开中华民族初步的“大一统”基业，肇华夏意识之端倪，成中国华夏社会之名，创华夏文化之本体，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坚实的奠基性的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⑥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在周王朝的800年之中，中华文化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第一次是西周的开端。随着残暴商纣的被剪除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周公旦很快主持国政，他在周文王及其《周易》所确立的一系列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光辉照耀之下，一扫商纣及其之前中华文化神性的阴霾，迅速构建起了以德为本体、以礼乐为表象、以中庸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大文化系统，从而初步完成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革命性转型。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也就是世界范围的所谓文化“轴心时代”。从世界来看，大概在北纬30度线上下，人类的精神文化普遍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各种文化的精神导师相继涌现，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色列的耶稣、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夫子，他们号称“四圣”，几乎出现在同一个时代。在中国，由于周王朝相当开明，人们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所以，在周文化的宏观引领和导向之下，一下子竟冒出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先后诞生了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等学派，不同学派的学者们灿若明星，他们天马行空般地在宇宙、社会、人生等领域进行着无拘无束地探索。当然，在这些众多的学派之中，儒家、道家尽管当时也不过一般，可随着时代的推移，他们后来逐渐地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流。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周代产生两次巨大的革命性变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周文化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周文化“其命维新”，⑦继往开来；另一方面，周文化又指点江山，面向未来。前面我们说过，实际上，周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段“断代文化”，它既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又是中华文化本身。具体来说，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商纣以前的神性文化进行革命性改造，由神性与王权一体转向了德性与民本一体，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德性本体的坚实基础。在商纣之前，中国人深深地被神性所笼罩，统治者往往以神的代表自居，其他百姓皆为奴隶，统治者根本不把人当人。奴隶们犹如今天人们举行“牲祭”的阿猫阿狗一样，统治者想杀就杀，想宰就宰，并且还以“人殉”的形式向上天或神灵显摆，这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没人性啊！但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神性与王权结成神圣同盟任意蹂躏践踏甚至吃人的野蛮文化。周文王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种人吃人的文化必然丧失人心，必然要被大多数人所抛弃，并且，他透过自己儿子的鲜血清晰地看到了人的“类本质”，⑧凡是人都是同类，都应该具有共同的“仁德之心”，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把人当人，人类要在“仁德”之下和谐地生活。周文王既有对商纣及其以前神性与王权共同蹂躏人类的深刻反省，又有对未来人类社会仁德文化的宏大构思，他堪称是周文化杰出的总设计师。后来西周初年摄政监国的周公旦，忠实地对周文王的社会文化设计进行了精心施工，他堪称是构建周文化的杰出的总工程师。父亲设计，儿子施工，他们共同完成了彻底推翻商纣神性与王权神圣结合的吃人文化的艰难大任，同时又构建了以仁德为本体、以礼乐为表象、以中庸为终极目标的新的周文化大厦，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此，中华文化就彻底地摆脱了蒙昧、野蛮和神性的初年，获得了“仁德”、“礼乐”、中庸的奠基石，逐渐迈向了永不中断的坦途。

其次，周代及其周文化，还在制度上为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但制定了一系列在当时来说堪称先进的国家制度，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一般而言，国家制度是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沉淀，它是文化的载体，其运行方式是刚性的；而文化则是制度的精华，它代表着一定社会一定制度的核心价值，它往往是柔性的。制度和文化虽然有别，但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制度监督文化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而文化又反过来支持制度的有效贯彻和实施。制度的制定往往是质变和跳跃式的，而文化的演进则往往是渐进性的。具体来说，周公旦及西周所制定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一系列主要的国家制度，就对周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华文化既起到了奠基又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没有周文化，不可能有西周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反之，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周文化或中华文化也不可能得到飞跃式地发展。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一节还会详细谈到。

再次，周文化以其大海般的博大胸怀，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全方位地发展了中华文化，从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人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发展得最好的一个时期，就是周代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诸子百家”，竟相绽放。之所以在中国大地的春秋战国时代会出现这样一种思想的欣欣向荣局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先有了西周的革命和周文化的奠基，如果仍然处于商纣的神性与残暴统治之下，有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再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容看，其实很多都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和添砖加瓦的。比如说，老子李耳创立的道家学派、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等，探究他们的基本著作和基本思想而言，都可以归结为三个核心理念：一是德，二是礼，三是中庸。老子的一部《道德经》，通篇讲的实际上就两个字：道德。道就是德，德就是道；有德就有道，无德就无道。所以，也可把《道德经》通篇看成就是一个字：德。朱熹曾经在《四书集注·学而篇》中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这个“得”，是可从两方面去看的。一方面，一个有德之人，就可获得更多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同时，他也可获得内心的安宁；反之，一个无德之人，既不可能获得利益，又不可能获得内心安宁。孔夫子也同样把“德”看成人之根本，人总是有德的，无德的就不是人。可以认为，老子、孔夫子等关于“德”的论述，不过是在周文化确立的德之本体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充实而已。“礼”，是孔夫子特别关注的，甚至他还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悠悠万事，惟此惟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⑨。“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⑩。在孔子看来，礼就是德，礼就是仁，有德就一定会有礼，有礼就是有德，当然，这里是排除了伪君子和假善人的。中庸，孔子不但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目标，而且孔子还认为，中庸本身就是道德的极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⑾。可见，在周文化确立的基础之上，老子、孔子等人在春秋战国时代，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周文化实际就是中华文化的价值结构，从而把中华文化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仁，礼，中庸，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的三角结构，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而中庸就是车之两轮驶向远方的共同目标。

三、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周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不但在革除商纣的神性文化、确立德性本体；奠定一系列先进的国家制度基础；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等方面，确立了自身的基础地位，而且还在中华文化后来三千多年的发展中，一直起到了引领和导向作用。不管中华文化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也不管我们引进了什么样的外来文化，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周文化奠定的基础性框架，足可证明周文化的基础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这也许正是中华文化从未中断过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来说，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周文化一直引领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并规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导向。春秋战国时，所谓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周文化在不同方面的充分展开，或者说是当时的学者们对周文化的不同阐释、丰富和发展。秦灭周同时吞并六国，统一华夏，异常强大，但秦对周文化却离经叛道，不但失德，而且残暴，所以，强秦很快飞灰湮灭。到西汉，经过了秦以来的儒道大论战之后，在董仲舒的极力推崇之下，汉武帝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这就把继承周文化最彻底、最完整的儒学完全政治化和宗教化了，从而使儒学获得了天下一尊的地位。可以认为，这既是儒学的胜利，同时更是周文化的胜利，因为儒学完全是在周文化的引领和导向之下而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到东汉，道家逐渐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家的本质就是主张道德，完全可以认为，道家仍然是在周文化的引领和导向之下发展起来的。魏晋时，出现了以所谓的“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但不管是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是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都没有脱离周文化的根本，就是人的德性。尽管“竹林七贤”性情乖张，行为诡异，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坚持人的德性，他们不过是对人类丧失德性感到深恶痛绝，希望到道家的幽静山野去苟且偷安罢了。两汉时，佛学流入中国，魏晋得到充分发展，隋唐达到鼎盛。从佛学本身看，它认为人世间一切皆苦，它主张人必须以善为本，行善，方才能脱离苦海，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善”与“德”不过是不同说法而已，本质并无区别，都主张从内心的善之本性出发，并在尘世中行善，达到“知行合一”，因此，周文化、儒学、佛学，它们在本质上基本无异，充其量在方法上有些差别而已。再从佛学传入中国的过程看，事实上，一开始就在不断地进行着“中国化”。一方面，佛学不断吸收儒学的“德”、“礼”等精华，同时，儒学也不断吸收佛学的“善”等精华，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到宋明时代，宋明理学不但全面地复兴古典儒学，而且还把儒、道、佛三家进行了辨证综合，从而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宋明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极力推崇以诚为本的圣人精神；中间经过程朱道学、陆王心学，最后是王夫之、戴震等人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性地总结。如果我们把整个宋明理学归结起来，它们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都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上天自有上天的“天理”，“天人合一”，因此人之为人的根本之德就是“存天理”，同时要尽量控制自身的各种欲望，以合于上天之德。这样，不但整个社会和谐，而且人的自身也会和谐，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和谐社会呀！实际上，宋明理学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大综合，主要就是对儒、道、佛三家的大综合，但宋明理学主张：中国文化要以儒为主干，以道、佛为两翼，从而形成为一个异常坚韧的三维结构。儒，催人在入世中努力拼搏，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退避三舍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教导人们安然面对生前身后和飘逸的灵魂，从而达到一种忘我、无我的超然境界。千百年来，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生活在这种儒、道、佛的三维结构之中，显然，这种三维结构的最早源头就是周文化，周文化的“仁德”、“礼乐”、“中庸”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儒、道、佛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理念。尽管宋以后华夏民族遭到过元、清两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汉人政权两次被摧毁，但中华文化不但没有中断，相反是少数民族反过来纷纷学习中华文化，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同化了他们，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以周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强大吗？近代以降直至今天，“西学东渐”，尽管西学十分强大，但中国人从未全盘接受过“西学”，早先我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今天我们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学”又大有全盘复兴之势，“西学”在中国反而相形见絀。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周文化的基础和中华文化的异常强大及其坚韧，致使中华文化具有恒久的生命力。1917年，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迅速传到中国；1921年，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今天，我们完全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几乎从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开始，我们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怎样中国化？说到底，就是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实践也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了，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就必然失败。今天，我国不但正在全面恢复和发展优秀的传统的中华文化，而且还制定了并在全社会努力践行的著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很多内容都来源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可以预见，中华文化一定会在当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来。

其次，西周奠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基础，也引领着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制度方向，甚至西周奠定的制度基础其生命力、辐射力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比如，从西周开始确立的“家国一体”、“大一统”等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中国、中华民族维持团结统一的制度基础。尽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分分合合和外族入侵，但却始终维持了中国疆土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这不能不说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奇迹。西周的“井田制”和户籍制度，把土地和户籍绑定在一起，这在农耕文明时代无疑是一种发展农耕的有效制度。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可在农村看到“井田制”和户籍制度的蛛丝马迹。“分封制”，严格说来是一种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处理得好，中央、地方都受益；如果处理不当，要么是中央集权太过控死地方；要么是地方分权太过弄得尾大不掉，引起分裂。所以，至今恐怕这都是一道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难题。“宗法制”，是一种规范权力交接和人与人关系的制度，典型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实这也是一种人伦辈份的制度。处理得好，人人各守本份；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礼乐制”，其实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在周礼中，严格地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礼仪，任何人不得僭越。典型的如祭祀祖先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必须严格遵守。今天，在我国各级官员的乘车、排坐等制度中，都还可以看到这种制度的影子。

归结起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周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周文化对于中华文化还具有长久的引领作用和导向力，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对周文化的高度重视。应该认为，尽管未来中国是多么地纷繁复杂，但文化一定是个根本问题。只要中华文化不中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变质，并且日益发扬光大，中国的复兴和梦想就指日可待；反之，就神鬼莫测。

      注释：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

②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5．

③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5．

④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4．

⑤    ⑦吴根友点注．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36．191．

⑥    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21．

⑧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49．

⑨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611．

⑩    四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166．

⑪    四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114．

作者简介：周兴茂（1954、11——），男，土家族，湖北利川市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最有影响力人文学者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人类学与民族学等。

2019、8  于重庆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