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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濂溪先生的崇高历史地位

  • 2020-06-12 10:03:21
  • 来源:原创
  • 编辑:刘湘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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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白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  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闽(10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  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了·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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